资本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有序推进 外资金融机构布局按下“快进键”

2021年4月1日，“全国范围内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取消”政策落地满一年。一年来，外资基金、券商等资管机构对中国市场布局持续加快。同时，随着富时罗素将中国国债纳入其旗舰指数，我国债券市场开放进展同样显着。业内人士指出，对外开放对我国市场交易风格以及机构专业水平都形成有益影响，但也要注重统筹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防范外资“大进大出”。

外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

　　3月30日晚间，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股权转让一事迎来新进展。华鑫股份公告显示，同意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拟转让所持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36%股权。尽管本次转让并未明确受让方，但业内普遍认为，目前持股49%的摩根士丹利大概率将“接盘”这部分股权。若上述交易成功进行，该公司将成为继上投摩根基金之后，国内第二家外资绝对控股的基金公司。

　　自2020年4月1日我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以来，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快速发展。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2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33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已达到44家，占比33%。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这44家外资参股基金公司中，共有15家基金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达到49%及以上。

　　多家外资巨头也在积极申请中国公募基金牌照。去年8月，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基金正式获批。自去年至今，路博迈、富达、施罗德等资管巨头也相继提交了公募基金牌照申请。

　　近一年来，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外资对中国市场前景的看好，多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3月15日，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和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1.99%和14.01%的瑞银证券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披露转让，瑞银集团为上述股权意向受让方，转让成功后，其持有的瑞银证券股权将增加至67%。公开信息显示，目前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外资控股券商数量已有八家。

　　“外资机构正在加速推进在中国的布局，不仅表现在金融机构数量上，对于中国市场的影响也在进一步加深。”经济学者、允泰资本创始合伙人付立春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与以往“炒题材”“炒概念”不同，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趋势近年来越发显着，例如蓝筹股的盛行、“抱团”特征的出现以及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等，在机构的专业性、市场风格以及交易层面都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转变。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则表示，外资金融机构加快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有助于改善我国当前金融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另一方面，国内中资金融机构也将面临一定的竞争压力，自身需“修炼内功”加强竞争力，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推进金融产品服务创新。

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推进

　　外资金融机构按下“快进键”的同时，我国股债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在持续稳步推进。股票市场方面，沪股通、深股通交易持续活跃。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今年以来北向资金成交额超过72000亿元，仅一季度数据已超越2018年及之前五年的全年数据。而自2016年以来，北向资金净流入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债券市场层面，3月30日，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供应机构之一的富时罗素宣布，自今年10月29日开始将中国国债纳入其富时世界国债指数（WGBI）。至此，中国债券已“集齐”了全球三大主流债券指数。根据市场机构测算，从今年10月起至纳入WGBI指数后的一年内，中国国债将获1300亿至156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流入。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此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政策是到位的，效果是好的。无论是市场、产品的互联互通，全面放开行业机构股比和业务范围，还是便利跨境投融资的制度安排，全面落实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要求。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强的，外资也获得了良好的回报。下一步，将坚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机构设置，开办业务、产品持开放支持的态度。

　　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告诉记者，当前环境下，外资的持股比例放开，一方面代表着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另一方面，中国的未来也值得被外资长期看好。在他看来，金融体系的国际融合趋势不容置疑，外资参与将有利于提高国内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但从过往业绩情况看，国内私募基金的业绩表现目前要优于国际基金，因而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也需要了解中国国情，打造自身在国内的品牌知名度并积累业绩表现。

　　专家同时建议，未来金融业开放需注重统筹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防范外资“大进大出”。付立春表示，当前国际环境下，应将金融风险防范置于更高优先级。跨国资本流动如果过于强烈、集中，会对国内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因此，在金融业开放层面，还需持续稳步推进。

　　范若滢则建议，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做好贸易、投资背景审查，防控短期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同时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守住底线、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